国医大师张学文教授在首届国医大师中年龄最小,被称为“年轻的国医大师”。他从医60余年,执教50余载,在中医急症、温病学、疑难病等领域均有极高造诣,对中医病机理论有颇多创新认识。他擅长治疗中风等急症,又有“中医急症高手”之美誉。
研制的“通脉舒络液”辨证治疗中风(脑血栓形成),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1986年重大科研成果乙等奖。
“小中风片”1990年通过省级鉴定,填补了中医治疗小中风证的空白。
“出血热预防片”属国内首创。
自创中药“绿豆甘草解毒汤”,使患者起死回生。
创立“颅脑水瘀论”,改变传统中药给药途径,研制出了中药静脉滴注剂、肌肉注射剂、肛肠灌注剂、片剂、口服液等剂型,拟订的“清脑通络片”处方,多次获奖。
遵父命踏上中医之路
我走上中医学道路应该算是遵父命。我家虽然不是有名的中医世家,但也有一些中医家承的基础 。我爷爷和祖父都是中医,属于半农半医,一边种着庄稼,一边抽空行医,我外祖父也是中医 ,他们都属于农村医生,我父亲也行医,那时候在我们当地也算较有名气的中医。我学医一方面是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一方面也是受父亲的影响,我是家里老三,父亲一看我大哥二哥都当老师去了,就要求我非学医不可,这样才能传承下去。我当时对于中医没有太多的领悟,就没有那么高的境界,完全是遵父命学医。
我先去南郑县中学念了几年书,后来解放了,我父亲就再不让我去上学了,让我好好跟他学医,当时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学的中医。1956年我又参加了汉中市中医进修班一年,我们那时候都是个体行医,不是在医院行医,我父亲开了个诊所,叫致和堂。1956年,父亲把我送到汉中学了一年,主要是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学习中医的传统理论,一方面也学一些西医的东西。我当时跟父亲学医更多的学的是临床方面的应用,理论知识相对学的少,到那去把理论又学了一下。
跟父亲学中医
跟父亲学中医,临床相对学的多。他是内、外 、妇、儿、五官科都能看,特别是外科和骨科,我跟父亲学的时候,要自己做药,现在都是机械化生产了。那时候我父亲每天早晨鸡叫以后就起床,我就自觉的起床,不起床父亲就要骂开了,起来以后就背书。背书也不是现在这样只是看或者只是念,要有个调门,也没有像现在有节日或者周末的休息 ,每天都是天不亮就起来背书,背到天亮,快吃早饭的时候母亲给下一碗面,小时候爱吃面,吃一碗面以后就上门诊了,吃过中午饭就下乡出诊 。那时候能走的病人会自己上门来看病,也有一些走不了的病人,我们就下乡上门给人家看病。
上门去我们叫搭帘子,前头后头这么一搭,至少得装八九十种药,看了以后把药开给病人吃。那时候确实是一心为病人服务,作为医生最苦的,去的时候热天汗流浃背,晚上回来还得看会儿书 ,第二天早晨还是那样。所以那时候是受了苦,也受了锻炼,确实是对中医这个方面有些体会,到现在就是这么大年龄学习中医也不嫌苦。
后来到医学院校系统学习中医理论、中医基础、内经 、伤寒、温病这些,理论上确实提高了,原来学的临床没弄明白的,现在结合临床,对疾病和治疗方法的理解明显提高了。原来只知道念书,后来越学懂得多了,正面、反面都知道了,因此看病也就注意了。那时候和现在不一样,我在北京开会也提过建议,现在中医和中药分开是不合理的,医生不懂药,对于中药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完全不懂。中医中药分家,卖药的是经济利益,医生只关心病人的病能不能治好 ,至于药怎么样他是不知道的。
缘定陕西中医学院六十年,热爱中医矢志不渝
在汉中一年学完了以后,西安又办了个西北中医进修学校,1958年开学,汉中一共有5个人考上了,我是当时那一批进修的人中年龄最小的。那时候从汉中到西安要走整整两天,要先坐小土汽车到宝鸡,然后到宝鸡坐火车,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这么洋气的东西,到西安报了名以后,我就在那学习。1959年5月陕西中医学院成立,我就留校任教了,当时我们班一共有十个人留校了。我从1959年留校以后,再没离开这个单位,现在已经快六十年了,从那以后我对中医学才算真正开始入门了。自己做老师以后,我发现自己对中医学的理解程度比原来提高了一些。后来学校又派了四个人去全国学习,我被派到南京去学习温病,学习了整整七个月,后来还编了一本温病学教材,实际上全国温病教材就是南京温病学教研室编的。
在陕西中医学院任教期间,有好几个地方专门派人来想请我去那工作,但是我没去,我就愿意在中医学院,我想至少也要干够三四十年以后再说 ,没想到一干干了一辈子,应该是时间长了。我对这个专业,对同学有很深厚的感情。那时候条件比较艰苦,我们给人家上课没有手表没有钱,拿个大钟在外面,给自己备课掐时间练习讲解,然后才给同学讲。因为没有表,五十分钟一堂课就不好把握 ,掌握时间都是硬功夫。在那种物质资源匮乏的环境下,学生还得在上课的时候停下来去干活,比如学校建筑用的木头运来了,我们都要下去卸木头。我就会先看一下离下课还有二十分钟,将木头卸完了以后再补上二十分钟的课。即使当时条件很艰苦,我也还是愿意从事中医的教学工作,不是因为那时候思想觉悟有多高,只是因为热爱这个专业,单纯就是凭着自己对中医药最质朴的热爱之情,就觉得因为热爱,所以其他的就都无所谓了。就那样我坚持下来了,坚持这么多年,确实对这个事业是热爱的,尽管学的有些差距,但是愿意天天学。
我在陕西中医学院当院长的时候,还受过一回批评,因为我不愿意脱离业务。那时候每个礼拜我至少有一天在门诊或者病房,有一次开会通知我,我不想放弃门诊就说去不了,回来领导把我批评了一顿。我就觉得让我写检讨可以,但是我认为不能脱离临床业务,病人是生命,生命要紧,学习后面补上也行。我今年82岁了,看病的时候再累我都觉得不累,好像忘了年龄,大概是成了习惯。不管多少岁,我都想一直给病人看病,直到确实看不成病了,我觉得我才算是完成任务了。我热爱这个事业,原来对这个专业还没有这么深刻的感情,现在是越来越深了,这些年看的病人累计起来有三四十万病人了。
中医不是“慢郎中”
有人认为中医只能治慢病,这其实是人民群众对中医中药了解不够深入,跟社会大环境也有关系。大家普遍认为,重病、急病找西医,慢病找中医。事实上中医急病、慢病都能看,“慢郎中”是对中医一个不正确地称呼。中医西医都是以治病为目的,过去古代那么多人,西医那么少,解放的时候四亿五千万人能挺过来,中医中药有不可磨灭的功劳 。西药具有直接、简明、快的特点,人们都想在感冒发烧的时候赶紧把热退下来,而中医退热至少需要一天左右,这个过程不可能一吃药马上39度就成37度了。因此慢慢的人们觉得哪个快,哪个简便就去找哪个。
受这种思想影响,再加上当时国家政策方面对中医的扶植和认识还不到位,所以慢慢的西医发展快,中医发展慢。再加上现代的院校式教育,老师教的不到位,学生也学的不到位。因此慢慢就出现了西医发展的快,中医发展的慢的局面。但是现在国家已经逐渐认识到这些问题了,比如即将颁布的《中医药法》,对中医事业的发展,对世界医药的发展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中国人为人类作出的贡献很多,中医中药对世界人类健康作出的贡献也是不可低估的。一般外国人到中国来 ,买东西,最多买的是中药。印尼有一户人家,他们家谁到中国来回去都带中药,还弄了个药库 ,我去看这个药库比中国有些药房的品种都多。我觉得这跟国家政策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得力有关系,这些年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中医药事业发展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因此这些年来我们中医人越干越有劲。
坚信中医药发展会越来越好
中医核心理念就是学理论、搞临床,这是中医的特色,必须把理论学了,临床要好。临床验证理论,理论指导实践,相互不断提高。中医是一个传统的东西,后世学习中医应该是继承和发扬,继承传统东西,发扬传统东西,发现一些新的东西,逐步提高,不能光守在旧的理论框框内被限制。
按现在医疗政策的部署,我觉得中医的发展前途不可低估,对中国人民健康,对世界人的健康也不可低估。现在学中医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中国人也越来越多。对于中医学习如何学精、学细。学传统的东西非常重要,不要以简便为目标,哪个方便用哪个,这样慢慢有些中医就成了西医。我有个观点,中医有中医的特色,西医有西医的特点,绝不可以这个代替那个,有些中不中,西不西,四不像,最后中医也没学好,西医也没学好,就不能对人类的健康做出更好的贡献。因此我觉得中医学生也好,中医老师也好,教好中医、学好中医才是学中医的最终目的。
现在中医这么发达,再加上中医发展实现以后,中医一定会越来越好,对人类的贡献也会越来越大,所以希望现在的学生辈们要多思考如何抓住一个字“精”,书读精点、病看精点 、用药精点,这才是对人类莫大的贡献。当然做到这一点也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共同努力,不辜负党和政府对我们中医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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